采风制度是哪个朝代（采风的来源）-郑州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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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3-18 02:22:04

作者: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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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者的调查研究一般采取( )的方式.

古代学者的调查研究一般采取（采风）的方式。

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禹就经常深入民间调查研究，而中国古代形成制度的调查研究，首推西周的“采风”制度，从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时间之久来看,采风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秘书工作中的一个创举。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重视调查研究。历代最高统治者亲自到各地巡视，也是古代重要的调研形式，主要目的是了解下情，但是一些电视剧渲染的古代皇帝“微服私访”则不见于正史。

　尽管古人并没有形成“调查研究”的明确概念,但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懂得：为了巩固政权就必须了解民情,而了解民情就要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有些做法属于典型的调查研究。

中国古代形成制度的调查研究，首推西周的“采风”制度。所谓采风,就是周王朝通过天子巡守、专人调查和逐级上报等多种方式来了解民风民情民意。

1.采风的目的

采风目的之一是“观俗”。周王朝实行以礼治国的方针，礼就是制度的意思。

关于调查研究的记载,最早的可以追述到原始社会末期。据《史记·五帝本纪》,尧、舜、禹都曾深入民间考察民情或自然环境。

哪个时期建立的礼乐制度？

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

周代时期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几个侧面，十分活跃。世传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即始于此时。这反映出演奏技术、作曲技术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古琴演奏中，琴人还总结出“得之于心，方能应之于器”的演奏心理感受。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这里出土的八种124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其中最为重要的64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曾侯乙墓钟、磐乐器上还有铭文，内容为各诸侯国之间的乐律理论，反映着周代乐律学的高度成就。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

吴晓辉问：周代为什么要举行采风制度?

上古的采风就是采诗，“风”即“风诗”，亦即《诗经》之一体——“国风”。《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表明**认为，“风诗”具有反映舆论的政治谏议功能，统治者对待这种舆论、讽谏采取宽容的态度，才是符合先王之道的。汉代典籍，记载“采诗”制度的有多种，其中尤以下列两书的三则记载影响最大：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询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墉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

除西周的采风古代还有哪些调研制度

一、汉代的采风调查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建国到公元220年汉献帝被废，延续4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而又比较强盛的王朝,这与统治者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重视调查研究是有关系的。

汉初,由于内部战乱和边疆战事的影响,经济雕敝,民间贫困。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缓和矛盾,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加强了调查,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元狩六年,又“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汉书·武帝纪》)。又据《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二十多岁担任汉武帝的侍从秘书（郎中），除了多次陪同汉武帝出巡外，还多次“奉使”到大西南偏远地区搞调查研究。汉武帝通过调研对民间疾苦有深刻了解,从而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元帝、平帝也多次“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因览风俗之化”,“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汉书·元帝纪》),“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汉书·平帝纪》)。

东汉光武帝父子“起于民间”,更重各地风俗民情之考察,不仅“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后汉书·循吏列传》)。和帝即位,又“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郃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也未见废止。

与西周采风的结果留下了一部《诗经》相似,汉代采风的结果是留下了许多“乐府”诗。现存的乐府诗歌中著名的有长诗《孔雀东南飞》,反映了民间的一个婚姻悲剧；童谣《举秀才》则讽刺了东汉时期察举制度存在的弊端,其歌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这是说被推荐的“秀才”,却连字都不认识；察举的“孝廉”,却不许父亲在一起居住；自称清白的文官浊如污泥，号称“良将”的武官胆怯如蛙。高层统治者通过这样的民歌是可以了解社会许多真实状况的。

二、古代调研的方方面面

1.行政管理与调研

古代杰出的政治家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如相传为春秋时期管仲所作的《管子·问篇》就是专讲调查研究的。它开篇提出“凡立朝廷，问有本纪”,接着一口气提出了60多个要进行调查的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人说它是“世所罕见的最古老、最全面的社会调查提纲”。再如战国时期的秦国改革家商鞅，特别重视做定量调研。《商君书·去强篇》说：“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廪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靠谋利为生的商人）之数，马、牛刍稾（饲料）之数。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可见商鞅把准确的统计数据作为富国强兵的必要条件，而要“知”这么多的基本数据，就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2.人口普查与调研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的国家，中国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见于西晋《通典》中，称4000多年前的夏禹时，中国共有人口1350万，这一数字未必可靠。但从商鞅重视数据调查的言论看，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代就有了人口普查是可信的。秦始皇创立的“上计制度”就是人口、钱粮统计制度。到汉朝，随着社会的稳定，人口统计纳入正轨。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全国共有居民12222062户，59594978人，这是我国首次较为精确的人口普查。明朝推行“户帖制”，将人口逐户登记在册，登记表即“户帖”的格式、内容由户部统一制作发放，朝廷还派员分赴各地监督登记。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统计为10684435户，56774561人。

3.军事指挥与调研

调查研究在军事中的作用不需要强调，因为战略分析和战术侦察都属于广义的调查研究。《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已成名言成语。在古代记录战争的史籍中，关于调查研究的记录比比皆是。以人们所熟悉的赤壁之战为例，曹操下书于孙权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手下“莫不失色”，要求投降。独周瑜对孙权说：这些人“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较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甚未足畏。”显然周瑜对曹军的实际情况进行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所以有必胜的信心。后来周瑜、诸葛亮这两位善于通过调查研究而“知彼知己”的统帅指挥孙刘联军以少胜多打败曹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资治通鉴》）

4.侦查办案与调研

古代法制不健全，审理案件注重口供，刑讯是常用的审讯手段，屈打成招造成的冤假错案不可计数。但也出现少数注重证据、断案公平的“青天”，如唐代狄仁杰、宋代包拯、明代海瑞等。如果细考他们的事迹，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在破案断狱中很少失误，除了自身的公正清廉外，轻口供、重证据，重视通过亲自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证据，乃是他们办案的共同特征。

五、皇帝的巡视和微服私访

最高统治者亲自到各地巡视，也是一种重要的调研形式。巡视兼有督察官员的作用，但更主要的目的是了解下情。

古代有作为的帝王都比较重视亲自进行调查研究。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明太祖以及清代的康熙、乾隆，都曾经多次离开京城到各地进行巡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十二年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巡视，几乎跑遍了秦国的所有国土，有人估计秦始皇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巡视中度过的。而一些昏庸无能的统治者，则很少走出京城，如三国时蜀国的后主阿斗当了40年皇帝，基本上没有出过皇宫。